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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水经

我正在努力,去寻找那个属于我的清凉世界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“造谣诽谤,是他们的生存方式”(转)  

2009-10-16 13:34:12|  分类: 记录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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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造谣诽谤,是他们的生存方式”(转) - 羚羊挂角 - 山水经(秋雨先生手迹)

文化良知————张公者对话余秋雨之七

 

张公者:您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:您心里并不认可某种观点、事物、人等等,可为了不给对方难堪,会说出认可的话,并且让人感到听了您的表达之后又非常信服您的真诚。


  余秋雨:这样的情况,对我来说很少,几乎没有。 


  张公者:您不说违心的话?


  余秋雨:我不说。最多暂时沉默,但不会绝对沉默。认识我的人都知道,我拒绝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的邀请,包括大量的评奖、颁奖活动,原因就在于我不赞成那些活动的基本内容或发生方式。历年来我受到最多的诽谤,主要原因就在于我的直言。


  张公者:是出于自己的文化良知或者说是做人的原则?


  余秋雨:这两点没有区别。对一个文化人来说,文化良知就是做人的原则。文化良知关系到人间文化秩序的建立,如果人间文化秩序错乱了,那将是一场无声的大灾难。


  张公者:您曾做过多年上海戏剧学院院长,它给您带来的最重要的自身意义是什么?


  余秋雨:社会责任感。担任这样的社会职务,对自己是一种严格的训练。在接受这种训练之前,我们也会谈论社会责任感,但比较空,摸不着边际。一担任社会职务,就必须为大量素昧平生的人服务,天天负担起他们的喜怒哀乐、生死祸福。对每一个具体的人、具体的事务,需要立即产生权威、产生判断,并采取合适的措施。这一切,使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变成了实践。我变得扎实了。


  张公者:文化学者,这个称谓是您自己定位的还是学术界、传媒界他们定位的?


  余秋雨:他们定的。我当时比较喜欢的是叫“文化旅行家”、“旅行者”,因为我走的路比较多。也可以简单一点叫“文化行者”。文化两个字的范围很大,不仅仅是指文学专业。我为文化制定了一个定义: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。


  张公者:您看自己的博客吗?


  余秋雨:没看过。有一家网上书城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帮我打理,我彻底不管。


  张公者:您的博客有很多帖子,除去对您的赞扬之外,有一部分是不赞成您的观点的,甚至对您的行为做法有反对意见的。您为什么不删掉?


  余秋雨:那就在后面放着好了。我做自己的事,而且全是好事,有人要来反对,就必须制造一些“观点”和谣言,这很可笑,不值得去理,连反驳和删掉都是多余的。例如去年5·12地震,我被全国的抗震救灾所感动,到灾区做了很多事,但几乎每一件事都受到文化界少数人的反对。当时有一些失去了孩子的家长跪在废墟上要求惩处校舍建造商,我就要求当地政府保留废墟上的证据,然后又劝说那些灾民,堰塞湖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崩溃,应该回到安全的帐篷里去。这被少数文化人诽谤成“阻止请愿”。更奇怪的一次诽谤是,就在地震发生后决定捐款20万元办一所希望小学,但灾区教育局的领导建议我,改捐三个图书馆,由我自己来挑选书。于是我就用20万元买书,再追加30万元购买图书馆的设备,三家图书馆都得在今年9月1日落成。由于整个过程我是亲自组织团队完成的,没有交给红十字会来做,因此有人造谣说是“假捐款”,又说怎么不直接捐钱,却捐了书。灾区的教育局站出来说明事实真相,他们仍然一片喧哗,在网上大吵大闹。我与他们的对立,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年。他们在海外媒体一直宣扬,中国的抗震救灾是“灌迷魂汤”,“一切都是假的”。我不是政府官员,但我坚持,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表现优秀。我反对用诽谤别人来获得自己名声的做法。


  我深感悲哀的是,中国文化界怎么会被这样的造谣者所践踏,而我们却毫无阻止的办法。例如,十几年来,他们一直在造谣说我在“文革”里面参加一个叫“石一歌”的组织。我悬赏了600天,任何人能够指出我用“石一歌”的名义写过一篇、一段、一行、一句他们指控的文字,我就奖给他我全年的薪水,这事由上海的律师协会的监视长来执行。600天,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指出,可见这彻底是谣言。但奇怪的是,直到今天,他们还是这么说,永不改口,又永不出示证据。


  张公者: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?


  余秋雨:一开始我也纳闷,为什么永远闭着眼睛颠倒黑白。后来才知道,造谣诽谤,是他们的生存方式。


  张公者:是因为他们不赞同您的观点吗?


  余秋雨:这些不断攻击我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观点。我粗粗算了一下,他们一共是四五个人,都是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毕业的,不会创作,不懂外语,不懂古文,全部才能只是会写大批判文章,但又胆小,不敢批判官员和团体,只敢拿我这么一个没有官职却比较出名的人来攻击,证明自己还有活干,顺便赚一点稿费。(羚羊挂角按:余秋雨先生就是如此犀利。我喜欢)最近还有一个与我有关的谣言,说我跟马兰离婚了。这样的谣言,每半年就有一次。我觉得他们实在太空了。书法家一定不会与他们搅在一起,因为书法家要练字,没有那么多时间。


  张公者:刚才我们和您、和马兰女士一起吃饭。看得出,您和马兰女士很恩爱。


  余秋雨:谢谢你。但造谣者还会说,恩爱是假的(羚按:呵呵,是的)。或者说,这个马兰已经不是原来的马兰。


  张公者:转换一下话题,您的散文有很多是在行旅中完成的,涉及到历史,包括科学、地理学诸多方面的知识,而往往当时又没有图书等资料可以查阅。您的知识储备跟得上您的思想、跟得上您要表述的内容吗?


  余秋雨:跟得上。我对于我所写、所读的广阔的知识领域,有比较充分的准备。


  张公者:这是您智慧的体现吗?是有意为之吗?


  余秋雨:不是有意的。当时我们在恐怖主义地区历险,生命每天都在危险中。当时中国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书,那里更没有书店可言,连像样的商店都找不到,我凭的就是自己的积累。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积累?就是在“文革”中,我为了逃避政治运动,躲到了浙江一座半山上潜居,碰巧碰到了蒋介石留下的一个藏书楼。在“文革”结束后,我又把自己关起来,用7年时间在研究整整14个国家的历史,后来写成了《世界戏剧思想史(羚按:我看过,OH YEAH)、《中国戏剧史》、《观众心理学》、《艺术创造论》等著作。这些著作表面上都与戏剧有关,实际上都广泛涉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层面,包含着大量知识。


  张公者:您都能记得下来吗?


  余秋雨:如果忘掉一部分,总还留下很大的一部分(羚:为啥我是忘掉了大部分,记住一小部分呢……)。我在那么多学术著作中自己完成的外文翻译部分,尤其是我在《千年一叹》、《行者无疆》中涉及的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知识,至今没有一处被指出有误。这是因为,那些诽谤者完全无法进入这些部分。只有一个人曾写书“揭露”《文化苦旅》中有大量“文史错误”,在全国也大闹了一阵,但是后来当代文史权威、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连写三篇长文,一一予以批驳,认为那个人是乱说,事情才阻止。但所有参与诽谤的媒体一家也没有道歉。我想,他们的“勇敢”,确实与他们的无知有关,也与他们缺少“耻感”有关。


  张公者:您是如何记忆的?


  余秋雨:我让一切重要的内容都在脑子里作系统地处理。一切系统化的东西就很难遗忘。我重视记忆的感性,因此总是走访现场。到了现场,记忆就更牢了。这是一个既有系统、又有感性的知识储备。


  张公者:我觉得一个人的格局对成就事业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比如说苏东坡,他不仅在诗文书画方面有很大成就,同时也做官,关心民间的疾苦,关心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情……是这些成就了他在文艺方面的高度。颜真卿,在国难危亡的时候挺身而出。也包括王羲之,他的《兰亭序》也是在思考人生。我觉得格局是影响着人的成就的。而您放弃了做官从事政治,假如拥有这些岂不是会更加丰富您的人生和您的创作吗?


  余秋雨:格局与职位无关。格局在于宏观视野和深层思考,并把自己的生命价值托付给宏观视野和深层思考。挺身而出的勇气,也来源于此。例如我前后讲了,我一年来为中国在地震中的表现喝彩,就是从宏观上比较了世界各国的救灾情况,又对生命哲学作了深层思考的结果。因此我有足够的勇气来反驳少数文人对中国人民的诬蔑。


  张公者:您虽然不去做官,但还是关心政治。


  余秋雨:我只关心政治在人本意义和生命价值上的展开,当然也关心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(羚:这是一个传统中国文人所应有的特质。他们因为这种特质而更加可爱、可敬)。但我绝不关心官场谋略、人事升迁。二十年前毅然辞职,也是为了告别政治的操作层面而进入它的人文层面。我一直认为,人文价值高于政治命题,而自然天道又高于人文价值(羚: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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